正如未来科技对文学的诱惑一样，历史对文学也充满吸引力。文学和历史之间的缠绕关系在文学界和历史学界都影响深远，文学中书写历史不仅可拓展文本的纵深感，也可在时间线索的延展中展开多种可能性；而历史研究中化用文学笔法则避免历史成为枯燥的社会科学研究。关于文学和历史的话题历来讨论颇多，作为关系紧密的两个人文学科，文学与历史之间的关系究竟如何？怎样才能在两者间建立桥梁，实现文史互通？这是我感兴趣的话题。

一、作为“叙事”的文学与历史

20世纪80年代，中国当代文学史上曾有一次新历史主义写作热潮，彼时苏童《我的帝王生涯》、莫言《红高粱》、陈忠实《白鹿原》、张炜《古船》纷纷登场，以个人家族史重写革命史，给习惯阅读革命英雄叙事的读者以民间历史的陌生体验。这波新历史主义写作浪潮与“十七年”宏大的历史叙事形成截然相反的面向，50后作家越出常轨试图通过个人家族史写作消解正史的权威，解构历史叙述的唯一性。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这是文学从宏大叙事向民间叙事的回归。

(资料图片仅供参考)

20世纪90年代，王安忆《长恨歌》的登场将历史书写导向日常叙事。王安忆通过上海小姐王琦瑶的一生呈现上海从新中国成立前到90年代风云变幻的城市历史，女性的个体命运与时代和国家变革浪潮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女性与城市、命运与历史交织在一起，写出大历史背景下小人物的生命史。王安忆试图在上海历史的书写中传递一种真相：纵使大历史如何动荡变迁，王琦瑶依然凭借着上海市民的生存技能过着平凡日子，在日常生活中获得某种历史实感。王安忆反复在王琦瑶日常生活的叙写中铺陈一种日常伦理，如王琦瑶所言“时尚是一种轮回”，历史和人事同样也是某种历史循环。王安忆上承张爱玲的文学传统，将视角投置于大时代中的普通人，在日常叙事中传达解构主义的历史观念。小说的写作缘起本来就是某种历史的虚构：“许多年前，我在一张小报上看到一个故事，写一个当年的上海小姐被今天的一个年轻人杀了，年轻人为什么要杀她，我已经不记得了，读时那种惨淡的感觉却记忆犹新，我想我哪一天总会写它的。”历史与虚构不啻为同一事物的两面。

同样写上海历史的《繁花》通过三个小人物沪生、阿宝、小毛的命运写上海历史，《繁花》之所以为“繁花”就在于描绘了上海都市里的众生相。金宇澄采用沪语写作，接续韩邦庆《海上花列传》的语言传统，在话语流的讲述里将时间进行了淡化处理。有评论者指出：“沪语组成了《繁花》的身体。所有的故事发生在身体上，此身体也支配着情节的发生发展。沪语既是小说里人物的口语，也是小说故事的组织者。”从这个角度上说，《繁花》是语言的演练，倾注了某种解构主义的历史观念。

美国历史学家海登·怀特指出，历史的本质是一种叙事：“历史学家叙述历史的行为与诗人创作诗歌类似，是朝着统一模式的方向工作的。这个特点表现为历史学家会收集事实进行推论，‘构筑’历史，并避免除了自己在事实中观察到的信息其他的解释形式。”由叙事构筑的历史虽无限趋近真相却永远无法到达真相。同样作为语言叙事的文学便与历史有某种同构性，历史与文学本质都是一种“叙事”。李洱小说《花腔》从书写实践上践行了后现代历史叙事，从多声部的历史叙述中解构了真实的可行性，正如作者所言：“‘真实’是一个虚幻的概念。如果用老范提到的洋葱来比方，那么，‘真实’就像是洋葱的核。一层层剥下去，你什么也招不到……洋葱的中心是空的，但这并不影响它的味道，那层层包裹起来的葱片，都有着同样的辛辣。”由叙事构筑的历史是否有唯一真实存在？真相恐怕早已在过程中消解。历史赋予文学纵深感，作家往往有书写历史的焦虑，50后作家拥有丰富的历史经验，见证诸多历史大事件，将故事放置在中国当代历史变革的某一背景中并不是难事，比起历史经验的书写，历史观念的演绎、文学和历史的操练是他们尝试在写作层面达到的目标。在这一层面，文学与历史达成某种共识。

二、非虚构写作的真实性

关于文学与历史关系的讨论相当一部分集中在非虚构写作的讨论中。非虚构写作自从在中国兴起便伴随着有关现实与历史、文学与历史、真实与虚构的讨论。以文学的方式书写历史事件是否有效？非虚构作品的真实性如何？关于非虚构写作真实性的讨论实际上是对历史真实性的质疑。非虚构写作会从新闻报道、回忆录、口述史中择取大量材料，再用文学性笔法进行加工，那么基于二手材料所还原的历史事件是否是事件本身？西方的历史学家认为历史本质是一种叙述，历史学家通过叙述者的回忆还原历史现场，虽无限趋近，但却永远无法抵达真相。从这个意义上讲，历史学家是一个朴实的工匠，正如安托万·普罗斯特所言：

如果给法国的历史学家拍张全家福的话，会是这样一幅情景：他们在自己的作坊里摆好姿势，竭力让自己看上去是经过漫长学徒训练之后技艺娴熟的手艺人。他们赞赏精心打造的作品，更看重手法技艺而不是理论，在他们看来，做社会学研究的同行正是被这些百无一用的理论所困扰。大多数法国历史学家不会在著作的开头部分就界定其使用的概念和解释框架，而在他们的德国同行看来，这却是必不可少的。

这其实暗示了一种真相：历史不过是将繁复琐碎的文献材料经过剪裁拼贴组织而成的完整的故事。那么，“历史化”的核心便是材料的选取、剪裁和恰切的讲故事方法。非虚构写作很大程度借鉴历史学的方法，综合运用多种历史材料，用讲故事的方法还原历史事件。孔飞力《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王笛《袍哥：1940年代川西乡村的暴力与秩序》均为文学与历史综合写作的非虚构作品。身为澳门大学历史学讲座教授的王笛多次写文强调文学与历史两种方法结合的重要性，“历史研究者不应该放弃文学性的历史写作，如果历史写作变得越来越社会科学化的话，越来越远离文学的话，会逐渐失去广大的读者”，“文学的写作也可以是历史性的，历史写作也要有文学性的追求”。历史要有文学性，文学也会成为历史研究的参照，从中寻找普通个体的生命故事。按下真实性问题不谈，非虚构写作是历史与文学所编织而成的故事，以讲故事的方式追述某段历史，比起坚硬的历史非虚构写作多了许多柔软的质地，这是非虚构写作的魅力所在。

赵园的《想象与叙述》用文学化的笔法写清军入关之际明代文人的历史心境，他在自述中提到文学家和历史学家两种工作者之间的相同和差异，历史学家有勤勉、自靖的一面，文学家则是诗意和想象力的一面。阅读《想象与叙述》的过程中会有历史的诗意之感，文学与历史以书写形式在进行互动沟通。就文学与历史写作而言，与其纠结于非虚构写作的真实性，不如将作品本身所呈现出的某种真相视为所追求的真实——或许是某种人性的真实，或许是某种历史规律的真实。

三、跨越真实的操练：网络历史小说

相比传统文学在文学和历史写作上的困扰，网络小说自动摒弃了真实性的诸多顾虑，在古今之间纵横捭阖，比如穿越类网络小说。网络小说从形式上就是对传统文学写作的挑战，打破文学的各种常规逻辑。穿越类网络小说的结构是现代人穿越到某一历史时期，依靠现代知识和工业技能，开疆拓土，建功立业，改变历史大势，走上人生巅峰。穿越小说有身穿和神穿两种类型，前者是现代人直接穿越到某个历史时期，后者是死后灵魂穿越到某个古代人身上。主人公置身古代，但是预知历史走向，凭借现代知识和各种外挂助攻在险恶的环境中求生。

比如《庆余年》中在现实生活中罹患重症肌无力的男子范慎穿越到一个虚拟的国度“庆国”，成为户部侍郎范建的“私生子”范闲，范闲自小便有种种超越年龄的成熟表现，利用孩童的天真离间杀手，默写《红楼梦》并使其成为庆国最火热的小说，范闲利用现代社会的各种知识和技能成为庆帝的心腹。《秦吏》中某警官学院的学生为了救一个落水的小男孩不幸溺亡，醒来后发现穿越到秦国成了一名普通的士兵黑夫。没有金手指的主人公只能小心谨慎地让自己和家人在秦朝活下来，虽然没有建功立业、改变历史的反转，但以普通人的视角描绘了秦朝的社会面貌。《临高启明》中，现代人偶然间发现通往明朝末年的时空隧道，于是在网上征集了五百余名同伴，携带大量的现代物资穿越到一个小岛上，利用现代知识和原料设备重新打造工业文明。此外，还有《新宋》《绍宋》《从前有个书生》等网络穿越小说读者接受度良好。同样作为文学和历史写作，网络穿越小说忽略了各种历史写作的禁忌，运用“穿越”这一装置纵横捭阖，沟通古今。在作者营造的新历史时空中，读者代入到主人公身上，通过建功立业、改造历史获得爽感。在网络历史小说中“历史真实”并不成为问题，就像有学者指出在穿越小说中历史只是空洞的外壳，“民族精神”或“人类精神”才是重点，作者重在表现穿越主人公身上的那种热爱生命、追求自由、创造历史的人类精神。

从这个角度讲，网络历史小说更像是语言游戏，运用“穿越”的桥段将小说建构在某个历史背景上，在引发读者强烈的读史兴趣的同时，又发挥改造历史的动能，抒发爽感，通过情感代偿有效缓解读者现实生活的压力。网络小说打破了传统文学和历史写作的限制，像是戏拟，作者发挥天马行空的想象，将各种素材组织拼贴，在保证历史大势走向不变的情况下，运用现代人的思维、认知，以虚构的细节填充真实的历史时空，在现代生活中营造历史外衣包裹下的想象空间，反而实现了借历史叙事浇自己块垒的目的。

科技给未来无限想象的空间，科幻小说开启元宇宙的多维空间；历史同样如此，文学和历史不应互相掣肘，从文学和历史的本质来理解或许能拓宽双方写作的多重空间。无论是历史真相的追求，非虚构写作的真实性的讨论，还是新历史主义对历史权威的消解，都传递出既定历史规则的束缚并不是那么重要。与其追求一个历史真相，不如解构历史真相的唯一性，从抽象的精神来理解历史。文学家和历史学者应当互相借鉴，使文学和历史有机结合。越出常轨的网络穿越小说打破了真实性的束缚，在穿越的戏码中写各种往来的故事，人物可以从现代穿越到古代，可以死而复生，可以男人变女人，故事的真实性、写作的真实性已不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如果从热奈特的角度来理解，“叙事就是用语言，去阐释一件真实或者虚构的事件”，那么作为语言游戏的网络文学反而实现了某种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