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杨博（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员）

在纸张出现之前，简牍是最主要的文字书写材料。《尚书·多士》里面记载周公对“商王士”的诰令，其中有大家熟悉的一句话“惟尔知，惟殷先人有册有典，殷革夏命。”这是说商人的先人已经有了简册，上面记载了“殷革夏命”的旧事。《论衡·量知》里记述了简册的制作方法：“截竹为筒，破以为牒，加笔墨之迹，乃成文字，大者为经，小者为传记。断木为椠，析之为版，刀加刮削，乃成奏牍。”简牍是对竹或木制成的书写材料的统称，包括简册、牍、觚等。可以说，竹木简牍是中华文化最重要的文字载体，承载着先人无穷的智慧。

《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天下之事，无大小皆决于上。上至以衡石量书，日夜有呈，不中呈不得休息。”说的是天下所有行政事务无论大事小事都要秦始皇来亲自裁决，甚至用“衡石”计算处理的文书，每天有明确的定额，不完成定额不得休息。“衡石”，张守节正义：“衡，秤衡也。”裴骃集解：“石，百二十斤。”秦代一斤的重量约合今天的250克左右，丘光明等对有自重刻铭的秦权实物的实测数据，得知其平均为257克（《中国历代度量衡考》，科学出版社，1992年，第394页），“百二十斤”约为30.8公斤，秦始皇每天必须处理的“书”据推算要超过30万字（王子今《秦始皇的阅读速度》，《博览群书》2008年第1期）。皇帝如此勤奋，地方官吏也是夙兴夜寐，不敢懈怠。

(相关资料图)

秦代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制王朝，历史地位非常重要。可惜由于存在时间短暂且曾推行焚书政策，留下的文献资料极为有限。北京大学入藏的秦简牍，大约抄写于秦统一前后，包含20多种不同类型的文献，内容涉及古代政治、地理、社会经济、数学、历法、医学、文学、民间信仰等诸多领域，展示出当时基层社会丰富多彩的一面，使我们对战国晚期至秦代社会文化的了解大为丰富和扩展。从竹简《从政之经》之类的文献来看，这批简牍的主人应是秦的地方官吏。简牍入藏时原始保存状况较好，室内揭剥清理时发现简册还保存着成卷的状态，清理的10卷竹简下还留存有竹笥、椁板等承托物，可以推测简牍在最初装入竹笥时，就是分左右两部分层垒摆放的。这件竹笥，我们可以理解为是一位秦代官吏的“书箱”。通过“书箱”内的简牍，去了解当时“书”的内容聚合、简册序连和图书分类，也是饶有趣味的问题。

内容聚合比较好理解，就是把内容有关的文献编辑成一本书。韩巍先生曾经介绍过，在北京大学收藏的秦简牍中，与数学相关的内容比重最大，即卷三、卷四一部分与卷七《成田》、卷八《田书》，计有400余枚。抄写在卷四上的《算书》（甲种），共235枚简，其内容由四部分构成：

一是开头的32枚简，共800余字，以鲁久次和陈起二人问对的形式，通过陈起的回答，详尽论述了古代数学的起源、作用和意义。这段文字原无篇题，由篇首语定名为《鲁久次问数于陈起》。二是抄写于8枚简上的“九九术”乘法口诀表，分上下五栏，始于“九九八十一”，终于“一一而二”。三是《算书》甲种的主体，即“算题汇编”。其编排次序首先是“少广”术（简41-59）；其后的简60-145分为“田”“租禾”“租枲”三篇，每篇之前各有一枚单独的“篇题简”；排在最后的简147至220，未见明确的篇题和分篇标志，但按《九章算术》分类，其排列顺序大致是“方田”“税田”“衰分”“粟米”“勾股”“合分、乘分”（《九章算术》归入“方田”）“商功”“赢不足”，与《九章算术》各章的排列顺序大多一致。四是衡制换算（简220-235），其单位从大到小依次为石、钧、斤、魁（六两）、两、锤（八铢）、锱（六铢）、分锤（四铢）、分锱（三铢）、铢（韩巍《北大秦简中的数学文献》，《文物》2012年第6期）。

这样，《算书》甲种的四个部分构成一个有机的整体。《鲁久次问数于陈起》相当于全书的“序言”，起到开宗明义的作用。该篇最后一句说：“郦（隶）首者筭之始也，少广者筭之市也，所求者无不有也。”有证据表明，“郦（隶）首”就是紧随其后的“九九”乘法口诀表的别名（韩巍《北大藏秦简〈鲁久次问数于陈起〉初读》，《北京大学学报》2015年第3期；程少轩《也谈“隶首”为“九九表”专名》，《探寻中华文化的基因二》，商务印书馆，2018年，第202页）。而“九九”乘法表之后，位于“算题汇编”之首的恰恰是“少广”。由此可见，《算书》甲种的篇章结构是编者精心安排的结果，体现的是数学文献同类聚合的态势。

一种数学“书”需要235枚简抄写，若是勤加翻阅，“韦编三绝”的故事恐怕也不会少。散乱的竹简就要重新编序，初次抄写完成的竹简同样也会有编序的问题。“简背划线”是解决这一难题的重要发明。在北大秦简牍整理过程中，孙沛阳发现了“简背划线”的存在。随着整理的深入，研究者发现参照背划线来重新恢复简册也并非那么简单。

背划线以刻线最常见，墨线情况较少。绝大部分都是自左起，向右下斜行，形成于编联之前，目的是为竹简标示次序，最终为编联成册做准备。从已有资料看，面向简背时，背划线都是自左起，向右下斜行，即左高右低。但从战国、秦到西汉简，背划线划过的简数（或者说背划线的起止长度）不太一样。但是在一篇之内，似乎各组背划线划过的简数还是基本相同或接近的，这说明书手在抄写这一篇时，取用的是同一类竹简，它们可能就是同一个制简人制作的同一批简。背划线制作的目的是对竹简的顺序进行标示。这种标示是对书写文字之前的竹简所作的一种初始序连（何晋《浅议简册制度中的“序连”——以出土战国秦汉简为例》，《简帛》第8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第451-469页）

那么，书手在抄写中取用这些竹简时可能完全遵守这种初始序连，也可能有时不太那么严格遵守。编联成册是最终的序连，此时无论是竹简的物理顺序还是文字内容顺序都被彻底固定下来。这时我们可以观察，初始序连的背划线和最终序连的文字内容顺序之间的对应关系。如《田书》的背划线，按照正面文字内容的成田亩数，一亩、两亩依次排序时，理论上简背面的背划线应该是一条左高右低的斜直线，实际的情况却呈现出不规则“W”形的曲线。这是由于书手在取简时弄错了上下方向，或竹简背面划上划线后并未翻过来，书写者取用时可能从右到左把简翻过来一支书写一支，这两种情况都可能造成“逆次简册背划线”。

《田书》的成田亩数等数字内容是规律化的，假如卷八整理时已被扰乱，并未像现在一样留下较为清晰的分卷情况，简背划线即成为重要的参考，则不可避免地与简文内容产生令整理者苦恼的抵牾。这提醒我们在简册序连时要对简背划线的作用保留清醒认知。背划线在编连中起到的作用主要在于分组，而在一组内它又可部分起到简单页码的作用（或由于书手疏忽，前后页码会出现颠倒），而各组的先后顺序，并不能通过划线确定。

“书”在竹简上抄写完毕，不阅读时可能会被放入书箱。书箱里不同种类的书是怎么摆放的，也是有趣的问题。前面也提到，秦简牍在最初装入书箱时，是分左右两部分层垒摆放的，也即室内发掘固定后的东、西两组。东组的主体卷三、卷四为算数书。西组卷〇《三十一年质日》、卷七《成田》、卷八《田书》与卷五《三十三年质日》放置于一处。“质日”简，是秦汉官吏所使用的一种值班日历或值班日记，罗振玉、王国维等原称其为“历谱”，马克曾改称为“历日”，以为它相当于后世历书。若将其视作古书，还是应当归入《汉书·艺文志》（简称《汉志》）所记述的“历谱类”（李零《兰台万卷：〈读汉书·艺文志〉（修订版）》，北京：三联书店，2013年，第182页）。

巧合的是，“历谱类”在《汉志》中归入《数术略》。《汉志·数术略》共计载有18种历谱书，其中有算术书两种，即《许商算术》26卷、《杜忠算术》16卷。这两种书与东汉时期的《九章算术》有关是学界共识。如顾实“盖其书（《许商算术》）与今存《九章算术》有关”（《汉书艺文志讲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224-225页）。沈钦韩也认为“此许商、杜忠所为即是九章术。（《汉书艺文志疏证》，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145-147页）。”钱宝琮也指出“（二书）应该是东汉初编纂的《九章算术》的前身。（《算经十书》，北京：中华书局，1963年，第83-87页）。”几篇竹、木觚、牍的“佣作文书”也是与同类文献相邻。卷四下竹牍Z-011，《田书》下木牍M-016与木觚M-015等，均是雇佣劳作及支取工钱的记录。

另外，卷一《公子从军》、卷九《从政之经》《教女》、木牍M-009《泰原有死者》及木简乙《隐书》等五篇归属《汉志·诗赋略》杂赋类的文献，它们的位置关系是《泰原有死者》在最上，下面叠压《公子从军》，《公子从军》与《从政之经》《教女》可依次提取，《隐书》叠压在卷九之下。两篇诗赋略·歌诗类文献，木牍M-026“歌诗”整齐地压在竹牍Z-002“歌诗”之上。这就说明书箱内不同种类的“书”可能是按类别分开放置的。

综上所述，透过秦代基层官吏的书箱，不仅使今人看到了秦代图书文献分类、聚合的实物证据，也提示着《汉志》及由其上溯的《别录》《七略》等文献分类方法并非空中楼阁，而是有着深刻的社会现实渊源。

《光明日报》（2023年07月08日 11版）